被忽視的縣城學生：基礎教育不應該是適者生存的模式
從早上8點到下午4點，被忽某縣中校長接打了41通電話。縣城學生他過兩分鐘就要看一次手機，基礎教育生怕錯過上級布置的該適任務，因為工作關系進入的模式QQ群有58個，微信群有60多個。被忽
教師家訪要拍照，縣城學生和職稱掛鉤的基礎教育“學習強國”得趁著吃午飯時刷積分，備課本的該適抄寫經驗是“把字寫大些”“中間空白多些”，因為上級檢查只看是模式否完成規定課時的教案數量，不會看其中的被忽內容。
教育內卷之下，越來越多孩子出現厭學、基礎教育休學，該適人類學家項飚在最近一次訪談中感嘆，模式“教育系統正在批量生產炮灰”。當下，關于教育存在的問題，很多討論都集中在問題的承受者學生這一邊。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林小英在《縣中的孩子：中國縣域教育生態》中，除了關心城鄉教育差距之下的學生的困境，還關注到被困在同一系統里的教師和校長。“現在學校里無法安放一張安靜的書桌。”一位校長這樣對她感嘆。
《縣中的孩子》去年出版后，引發了很多對縣城教育的關注。最近一季《十三邀》訪談中，林小英對基層和基礎教育的率直思考再次引發讀者和家長的共鳴。本月初，林小英參加陸家嘴讀書會時，做了“教育內卷可‘破’嗎？”的現場交流，交流會的副題是“林小英談《縣中的孩子》尾聲”。但從當晚現場讀者的踴躍參與和積極提問來看，跳出縣域視角，從更大層面來審視當今教育的問題和未來走向，依然是公眾非常關心的話題，遠遠沒到可以輕易說“尾聲”的時候。
“正事”和“雜事”
讀書會現場，林小英說起目前正帶著北大學生，在北京的小學里做的調研。“你們知道，小學一年級的老師工作最辛苦的時段是什么時候嗎？”林小英問，見現場響起的回答都不對，她給出了答案：“孩子們吃午飯的時候。”
她去的那個班級雖然只有30多個孩子，但他們是剛剛結束在幼兒園自由自在生活的兒童。一到午飯時間，教室里就十分熱鬧。要在有限的時間里讓所有孩子完成吃午飯這件事，全靠班主任老師，頂多加一個副班主任在應對。盒飯送上來后，老師要給孩子們逐一分飯，同時提醒他們不能把湯汁灑落到餐桌、書本和校服上。“都是這么點大的小寶貝，教室里亂成一鍋粥——午餐有時還要發粥。哪個小孩要是湯灑在身上，你看家長會饒了他們嗎？真的，我看著都覺得很不容易”。
林小英說，天天給孩子分飯這樣的事，對一年級班主任來說是很重要的工作，也是教室秩序最容易“失控”的時候，老師們長期忙得自己午飯都沒時間吃。但這樣耗費心血的事，在年終績效考核的量表里卻沒有，因此一年級帶完以后，很多老師容易產生職業倦怠感。“所以我們考察學校的時候要擦亮眼睛，老老實實、踏踏實實去考察。不是只去看展示課、公開課、賽課，也不只是看學校的特色項目，最應該看的是學校的常態，要回歸常識。”林小英說，學校的日常狀態比有多少個特級教師重要，“如果一個老師能夠帶領孩子把一天平穩度過，我覺得就是一個好老師”。
林小英之所以對一年級班主任每天分飯這樣的工作特別有感觸，是她在為寫《縣中的孩子》做調研時，看到并聽到大量基層學校的校長、老師跟她講工作之外要做的“雜事”。一位因教學出色而被逐漸提拔為學校行政干部，進而當上鎮中心學校校長的老師說，自從當上鎮中校長后，越來越懷念以前純粹做教育的時光，“與學校教育教學管理無關的事情占一半多”，“主要的時間和精力都浪費在開各種各樣的會議和參加一些跟教育教學關系不大的活動上”。防火宣傳、鎮上的經濟工作會議等等，他都被要求參加，此外還要做防洪防汛的工作等。
另外一位高中黨支部書記說，學校幾個領導經常開玩笑，應該再成立一個辦公室，職能是專門應對上面的各種檢查、各項工作，“這些雜事情，都在那個辦公室干了，其他人就能安心工作”。
把每個人都當作例外
在林小英的調研中，談到如何解決縣域教育問題，“改革教育評價機制”是被各方教育參與者反復提到的解決之道。在林小英看來，就是要從制度層面讓縣域教育有自己的主體地位。“在很多次教育改革中，縣域教育逐漸從原來是自足自在的主體，變成城市教育的追隨者，當變成追隨者的時候，就意味著對自身原有存在狀態的全面否定。”
什么是好學校？什么是好老師？這個看似簡單的問題，其實在家長、學生、教師、上級主管部門眼中都有不同回答。而在縣域教育里，評價指揮棒卻集中在對教育管理者的指標考核和對師生的成績排名上。但是，指揮棒和指標之間的關系并沒有得到厘清，結果導致種種錯位，最后就是標準越來越單一。“當用同一個指標來衡量所有學校時，不可避免地會造成基礎性弱勢的學校在向優質學校看齊的時候更加弱勢，而這種弱勢典型的外在表現就是教育資源在城鄉差異上的又一重疊加”。
“假設我是一個老師，正常情況下看到一個學生在打瞌睡，我就會去問，是不是昨天晚上沒睡好？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事？但是如果老師受考核量化影響，認為關心學生沒用，就不會多問。或者老師看到學生打瞌睡，想的不是關心，而是各種焦慮：怕學生拉低了全班平均分，從而導致一個月的考核馬上掉到全年級最后一名，獎金就要扣500塊錢——我的天，你看這樣的鏈條多長！所以簡單的考核放到教育體系里很不應該。”
林小英舉例說，當前這種從審計文化里面來的量化公約機制，沒有給老師們處理疑難雜癥和處理個體性問題以肯定。在當下的評價體系里，教師是被管理的對象，校長是教育部門的下屬，他們只能按照評價表格來行使工作。
“必須超越傳統的政策評估那種狹隘的專家治國論傾向，提出一種力求克服甚至解決經驗主義與規范分析之間長期存在的僵局的方法論框架。”針對教師、校長、教育局長、教育部長，乃至國家，在《縣中的孩子》里，林小英提出一套更加多樣化和有針對性的評價體系。比如在對教師的評價中，主要側重于志業承諾，核心問題是“教師的投入提高了學生的學業成就，促進了學生的成長嗎？”產出指標中，關于學生的成績涉及托底和拔尖兩塊。對校長的評價里，評價原理是項目驗證，核心問題是“根據本地經驗，學校達到了既定目標嗎？”
“我們都知道要因材施教，背后的原理就是把每一個人都當作例外。當把每個人都當作例外的時候，我們眼里就有人，人的眼里就會有光。現在很多孩子覺得上學不快樂，老師和校長又覺得沒有人能理解自己心里的煩惱，就是我們把學校的工作拆分成一個個指標，每一個個體也都被‘拆解’，變成不是完整的人了，沒法被看到了，最后影響了基礎教育發展。”
教育是可以很樸素的
《縣中的孩子》是林小英歷時3年，深入6個省份7個縣域25所不同層級學校，涉及東、中、西部不同地區，從多角度展現中國縣域教育生態的田野調查。她用紀錄片式的分鏡頭細致呈現了縣域教育的生態，深度剖析了中國“以縣為主”的基礎教育管理體制所面臨的困境的根源及其后果，詳解縣域教育何以在今天這個時代成為一個問題式的存在。書中雖然說的是縣域教育，暴露出來的很多問題，其實在城市教育中同樣存在。
這本書的寫作起源是2012年，林小英到深圳富士康做調查。當時富士康的兩個廠區有十幾萬名工人，他們平均23歲，90%的工人只有高中或中專學歷，絕大多數來自中西部經濟欠發達地區。林小英和她的團隊前后三次進入富士康工廠，對120多名工人進行了訪談。“在學校里，我們是不被期待的。”每當問到來富士康之前在學校的生活，工人們都這樣說，這句話令林小英感到刺痛。
而在林小英自己的生活中，她注意到輿論場上最經常說起的教育問題就是“雞娃”，中產階層的教育焦慮被無限放大。而中國教育的現實是，全國2000多個縣容納了全國50%以上的學生，這些學生畢業后走向社會，成為企業的年輕勞動力，他們的受教育狀況，其實更關乎中國社會未來的面貌和發展。
林小英在《縣中的孩子》里，對教育的所有觀察、思考和建議，其實可以歸納成一句話：回到教育常識，恢復教學常規。
她自己就是這么經歷過來的。她出生在湖南農村，中考的時候沒能考上縣里最好的一中，而是去了用現在的話來說只是介于“二三梯隊”之間的六中。在最好的縣中，開學第一天，校長或者班主任老師都會鼓勵學生們志存高遠，努力通過高考，結束祖祖輩輩“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實現階層跨越。但在林小英讀的六中，校長說的卻是：要認清自己的位置，不管別人怎么教學、補課，關起門來把自己的學習搞好就行。“在一所學校，師生相互守望、相互呵護，就這樣過日子。”林小英說，這是她在六中學到的第一個常識。
六中雖然只是一所普通高中，但老師們并不像后來崛起的“衡水模式”一樣“雞血”，他們教給林小英的第二個常識就是“勞逸結合”，不過分壓榨學生。“只有玩好才能學好，要先學會玩，才知道怎么學。”至今林小英還記得高三語文老師經常說的這句話，他還告訴學生們如何分配學和玩：“大考大玩，小考小玩，不考不玩。”當時學校的規定，是該學習的時候學習，凡是不該學習的時候堅決不允許學習。晚自習結束后，校長看到誰還在看書，會把學生轟出教室，理由是晚上必須好好休息。“他們深深知道，只有在玩的時候玩好了，學習的時候才能好好學”。
“教育是可以很樸素的”，林小英說，基礎教育不應該是現在這樣的適者生存的模式，“經濟越落后的地方，教育越應該給人以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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